世上事,有常便有非常,有长久便有短暂。譬如那树上的叶子,春日里翠生生地长出来,秋风中黄惨惨地落下去,不过半载光景,便算完了它的一生。人活七十古来稀,便觉着是长寿了,可放在那山石草木跟前,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。所以有人说,做人原是做不得数的,大家都是天地间的临时工,不过有的工期长些,有的工期短些,差别只在里头罢了。

这话是赵平说的。赵平是谁?赵平是清水镇上出了名的“万能手”,哪里缺人往哪里去,卸货、搬砖、通马桶、刷墙、扛水泥、卸化肥,啥活都接,啥苦都吃。镇上的人叫他“赵万能”,他听了只是咧嘴一笑,露出一口被劣质烟草熏黄的牙齿,说:“啥万能啊,就是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

这话说得轻巧,可搬来搬去,搬了十多年,赵平也没把自己搬进哪栋像样的房子里去。

这一年秋分刚过,清水镇的天就像被人捅了个窟窿,雨淅淅沥沥地下个没完。镇东头的梧桐巷里,积了一地水洼,人走在青石板路上,深一脚浅一脚的,鞋帮子准得湿半截。

梧桐巷这名字听着雅致,其实不过是一条窄得只容得下一辆三轮车通过的小巷子,两边挤满了老旧的民房,墙皮剥落,电线像蛛网似的在头顶上缠来缠去。巷子尽头有一棵老槐树,据说是清朝那会儿就有的,树干粗得要两个大人才能合抱,树冠遮天蔽日的,晴天能挡日头,雨天能挡雨。可惜这树实在老得不像话了,树心早就空了,有一年夏天刮大风,断了老大一根枝桠,差点砸着人。镇政府的人来看过,说要砍,可说了三年也没见动静。后来大家就明白了,砍树是要花钱的,不砍也是那么回事,谁还愿意多事呢?

赵平就住在这巷子里,靠着老槐树那间屋。说是屋,其实就是房东用砖头在后院搭的一间棚子,拢共十来平方,搁下一张木板床、一张折叠桌、一个旧衣柜,便转不开身了。屋顶铺的石棉瓦,逢雨必漏,赵平就在床上方牵了一块塑料布,雨水滴在上面,啪嗒啪嗒地响,像有人在头顶上敲木鱼。

这天早上六点,天还没大亮,赵平就被手机铃声吵醒了。他迷迷糊糊地摸过枕边的手机,屏幕上显示着“方胖子”三个字。

方胖子大名方德厚,是清水镇上“方记货运”的老板,人如其名,矮胖敦实,脖子和脑袋一般粗,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,活像庙里的弥勒佛。可别看他长相憨厚,做生意却精得很,给临时工开的价码永远是全镇最低的。赵平跟了他七八年,每回要涨工钱,方胖子就拍着他肩膀说:“老赵啊,你也知道,现在行情不好,货主压价压得狠,我能给的就这么多了。你要觉得不划算,尽管去找别家,我绝不拦你。”可赵平心里清楚,方胖子给那些正式司机开的工资,比他这个临时装卸工高出两倍还多。但有什么办法呢?别家给的价也差不多,这镇上干这行的都通了气的,临时工的价钱,就是这么多。

“喂?”赵平嗓子有点哑,咳了两声清清喉咙。

“老赵,起了没?今天有大活!”方胖子声音洪亮,像在喊号子。

赵平翻了个身,塑料布上的积水哗地一声倾到一边去了。“啥活?”

“化肥厂有一批货要送到南边乡镇去,二十吨,你过来帮把手,装完车就没事了,半天工夫,给你一百二。”

赵平没吭声。二十吨化肥,一袋五十斤,二十吨就是八百袋,装完八百袋,半天工夫,一百二十块钱。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,一袋合着一毛五分钱的力气钱。

“咋了?嫌少?”方胖子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,“我跟你说,这活你不干,大把人抢着干。昨儿个老孙头还来找我呢,说闲了好几天了,有活先给他。”

赵平知道这是方胖子的惯用伎俩,永远有人在后面排着队,永远不愁没人干活。“行吧,几点?”

“七点半,化肥厂门口,别迟到了啊。”

挂了电话,赵平在床上又躺了两分钟,才慢吞吞地爬起来。木板床吱呀一声惨叫,像在控诉他这一百四十斤的身子压得它太狠了。脚刚踩到地上,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窜上来——地上又进水了。昨夜的雨顺着门缝灌进来,在地上积了一层薄水,他昨晚脱的解放鞋漂在水里,像两条搁浅的船。

他拎起鞋,抖了抖里头的积水,套上脚,又从墙角摸了条看不出颜色的毛巾,就着水龙头抹了把脸。水龙头是老式的,拧开来先是一阵咕噜噜的空响,然后才吐出一股细得跟筷子似的黄水,带着铁锈味儿。赵平也不在意,这水他喝了七八年了,早喝惯了。

出门的时候,天还阴着,铅灰色的云层压得低低的,像一块洗得发白的旧棉絮搭在天上。梧桐巷里静悄悄的,只有早起的几个老头老太太在巷口的早点摊上坐着,喝豆腐脑,吃油条。摊主姓顾,叫顾有福,六十来岁,瘦得像根竹竿,脸上的皱纹跟核桃壳似的。他看见赵平过来,扯着嗓子喊了一声:“赵万能!老规矩?”

赵平点点头,在油腻腻的塑料凳子上坐下来。顾有福手脚麻利地端上一碗豆浆、两根油条,豆浆是现磨的,油条是现炸的,金黄酥脆,看着就让人有食欲。赵平掰了半根油条泡进豆浆里,吸溜了一口,豆浆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脸。

“老赵,今天去哪?”顾有福一边炸油条一边问。

“化肥厂,装车。”

“又是方胖子?”

“嗯。”

顾有福撇了撇嘴,把炸好的油条捞出来搁在铁丝架上沥油。“那方胖子,嘴甜心黑,给你多少钱?”

“一百二。”

“二十吨货一百二?”顾有福把声音压低了,但眼珠子瞪得溜圆,“老赵,你这身子骨是铁打的?八百袋化肥,一袋五十斤,你算算,五八四十,四万斤的货,就给你一百二?一毛五一袋?”

赵平吸溜着豆浆,不说话了。顾有福见他不吭声,也不好再说什么,叹了口气,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了。

吃完了早饭,赵平在裤兜里摸了半天,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,数了四块钱搁在桌上,又把裤兜翻了个底朝天,想找一根烟。兜里什么都没有,连烟屁股都没剩一个。他想了想,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铁盒,里头是他攒的零钱,钢镚儿和毛票混在一起,乱糟糟的。他数了十块钱的钢镚儿揣进兜里,又把铁盒塞回枕头底下,出门了。

走到巷口,正好碰上对门的邻居李翠花拎着菜篮子回来。李翠花四十出头,圆脸大眼,头发烫了一脑袋小卷,像只狮子狗。她看见赵平,上下打量了一眼,张嘴就来:“哟,赵万能,今天打扮得这么齐整,要去相媳妇啊?”

赵平低头看了看自己——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T恤,一条膝盖打了补丁的军绿色裤子,一双解放鞋,后跟都快磨没了。这也叫齐整?他苦笑了一下,没接话。

李翠花倒不在意,凑过来压低了声音说:“哎,我跟你说个事。昨天居委会来人了,说要清理整顿梧桐巷的临时住户,你知道吗?就你这样的,户口不在这儿的,都要登记,说要严查。你可当心点,别到时候被人赶出去了都不知道。”

赵平心里咯噔了一下,面上却没显出来,笑了笑说:“赶就赶吧,反正住哪儿都是住。”

李翠花白了他一眼:“你这人,心咋这么大呢?我跟你说正经的呢!”

“我知道了,谢谢李姐。”赵平说着,加快了脚步。

出了梧桐巷,拐上清水镇的主街,热闹劲儿就上来了。主街叫建设路,路两旁开满了店铺,卖早点的、卖五金杂货的、修自行车的、理发的、卖衣服的,一家挨着一家,招牌横七竖八地伸出来,花花绿绿的,像一群争着抢镜头的戏子。路上已经有很多人了,骑电动车的、蹬三轮的、步行的,喇叭声、吆喝声、说笑声混在一起,热腾腾地往上冒。

赵平穿过人群,走到街尾的“方记货运”门口。方胖子的店面不大,但招牌倒是气派,白底红字,霓虹灯管镶边,晚上亮起来的时候,整条街上就数它最扎眼。卷帘门半拉着,里头传出方胖子的大嗓门:“对,对,就按那个价,不能再低了,再低我就赔本了……行行行,下午两点之前一定送到,你放心!”

赵平弯腰钻进店里,方胖子正翘着二郎腿坐在办公桌后面,一手夹着烟,一手举着手机,桌子上的电脑屏幕上开着几个网页,都是些卖货的网站。他看见赵平进来,朝对面的塑料凳子努了努嘴,示意他坐下等。

赵平没坐,站在门口点了根烟。刚才在顾有福的摊上讨了一根,这会儿正抽着。烟雾在卷帘门的缝隙里钻出去,被晨风一吹就散了。

方胖子挂了电话,在烟灰缸里摁灭了烟头,站起来拍了拍肚子,那肚子圆滚滚的,像扣了一口锅。“走吧老赵,车在门口等着呢。今天这趟活不重,就是装完就没事了,你加把劲,干完了早点回来,下午要是还有活我再叫你。”

赵平跟着方胖子出了门,门口停着一辆蓝色货车,车厢上印着“方记货运”四个大字和方胖子的手机号码。司机姓马,叫马跃进,四十多岁,黑脸膛,浓眉毛,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。赵平跟他打过几次交道,知道这人话虽不多,但干活实在,从不催命似的逼装卸工,比他老板强多了。

马跃进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,朝赵平点了点头:“赵哥,上车吧。”

赵平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上去,方胖子在车外嘱咐了几句“路上小心”“到了打电话”之类的废话,货车就突突突地开动了。

从建设路拐上国道,往南走五公里,就到了化肥厂。化肥厂全名叫“清水镇复合肥有限责任公司”,说是公司,其实就是个乡镇企业改制的,厂区不大,几栋灰扑扑的厂房,一个大院子,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原料和成品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氨水味,闻久了脑仁疼。

车子在仓库门口停下来,仓库管理员老钱已经等着了。老钱五十多岁,秃顶,戴一副老花镜,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,手里拿着一沓出库单,看见货车来了,就挥了挥手里的单子,扯着嗓子喊:“二十吨,高氮复合肥,码垛在南边库,叉车一会儿过来,你们先准备准备。”

赵平跳下车,活动了一下胳膊腿。二十吨货,八百袋,每袋五十斤,这活儿他从二十三岁干到三十四岁,干了一千多回了,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干。他走到仓库里,看了看货垛,又看了看叉车的位置,心里盘算了一下,要是在叉车配合的情况下,一个人装完八百袋,怎么也得三个多小时。

这时候,又来了两辆货车,一辆是方记货运的,另一辆是隔壁镇上的。每辆车配一个装卸工,赵平看了看另外两个装卸工,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,精瘦,脸色蜡黄,一看就是长期熬夜喝酒的主;另一个是个年轻小伙子,二十出头,胳膊上纹了一条龙,看着挺唬人。

“来,哥几个,动起来!”老钱拍了拍手,叉车轰隆隆地开过来了。

赵平弯下腰,抓住一袋化肥的角,一使劲甩到肩膀上,五十斤的袋子在肩上稳稳当当地压着,他快走几步,到车跟前,侧身一送,袋子就进了车厢。马跃进在车厢里码垛,一袋一袋地码整齐,码到一定高度,赵平就要把袋子举过头顶递上去。

这活儿看着简单,其实最费腰。一袋两袋不觉得,干到一两百袋的时候,腰就像被人拿锯子慢慢锯,又酸又疼,直都直不起来。赵平干了七八年,腰肌劳损是老毛病了,每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,可他又不能不干,不干就没钱,没钱就没法活。

干了大概一个多小时,赵平的额头上开始冒汗了。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,流到眼睛里,辣得他直眨眼。他抬起胳膊抹了一把,又弯下腰去抓下一袋。这时他听到那年轻人叫了一声:“操!”回头一看,那年轻人把一袋化肥摔在地上了,袋子裂了个口子,褐色的化肥颗粒洒了一地。

“小心点!”老钱跑过来,心疼地看着那袋化肥,“这一袋好几十块钱呢!”

“太沉了,”年轻人嘟囔着,“这活不是人干的。”

赵平看了他一眼,没说话。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干这活的时候,也说过同样的话。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,那时候他还年轻,二十三岁,刚从老家出来,在清水镇上到处找活干。有个老乡介绍他来找方胖子,方胖子问他:“能吃苦吗?”他说:“能。”方胖子又问:“能扛多重的?”他说:“五十斤没问题。”方胖子就笑了,说:“五十斤?你扛一百斤试试。”他真去试了,一百斤的袋子压在他肩膀上,他咬着牙走了二十步,腿就开始打颤。后来他从一百斤扛到八十斤,从八十斤扛到五十斤,最后扛的是五十斤的化肥,一扛就是七八年。

年轻人摔了一袋化肥之后,就坐在地上不肯起来了,说要加钱。老钱打电话给方胖子,方胖子在电话那头骂了几句,最后还是加了二十块钱。年轻人拿了钱,这才不情不愿地继续干。

赵平没吭声。他不觉得年轻人矫情,他只是觉得,这人要是能选,谁愿意干这种活呢?可他没得选,他没学历,没技术,没背景,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兜里就揣了两百块钱和一张身份证。他能在清水镇活下来,靠的就是这把力气。要是连这点力气都不想出,那他就只能饿死。

又干了一个多小时,车厢里的化肥码了大半车了,赵平的衣服已经湿透了,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,贴在身上,能看见肋骨一根一根的。他停下来喝了口水,水是自带的,用一个塑料大瓶子装着,从早上出门就灌满了,这会儿已经温了,喝起来有一股塑料味儿。

马跃进从车厢里跳下来,递给他一根烟:“赵哥,歇会儿,不着急。”

赵平接过烟,点着了,深深地吸了一口,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,像两条灰白色的蛇。他靠在后轮上,仰头看了看天。天还是阴的,云层比早上更厚了,灰蒙蒙的,像一块巨大的抹布盖在头顶上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“马哥,你说这雨什么时候能停?”赵平问。

马跃进抬头看了看天,摇了摇头:“难说。天气预报说还要下三天。”

“三天,”赵平重复了一遍,苦笑了一下,“这老天爷也是够任性的,想下就下,想停就停,咱们老百姓就得受着。”

马跃进没接话,默默地抽烟。过了一会儿,他突然说:“赵哥,你有没有想过干点别的?”

赵平愣了一下:“别的?干啥?”

“我也不知道,”马跃进说,“就是觉得,你干这活太亏了。八百袋化肥,一百二十块钱,方胖子这价给得太黑了。”

赵平笑了笑:“黑不黑的,我干都干了,现在说这个有啥用?”

“我的意思是,你该为自己想想。你今年也三十好几了吧?还没成家,没房子,没个正经工作,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混着,混到哪天是个头?”

赵平不笑了。他把烟头扔在地上,用鞋底碾灭了,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:“走,干活吧。”

马跃进知道自己说多了,叹了口气,爬上车厢去了。

赵平弯下腰,又抓起一袋化肥。

赵平不是没有想过未来。

他每天晚上躺在那张吱呀乱叫的木板床上,听着头顶塑料布上啪嗒啪嗒的雨声,脑子里就会不由自主地转那些念头。三十四岁了,没老婆,没房子,没存款,连个正经的户口都没有,在清水镇飘了七八年,就像一片落叶,风往哪吹就往哪飘,落不到地上,也飞不上天。

有时候他会想起老家。他老家在西北一个叫李家沟的地方,那地方穷得叮当响,方圆几十里都是黄土梁子和沟沟壑壑,种啥啥不长,养啥啥不活。他爹叫赵德厚,一辈子在地里刨食,五十岁不到就佝偻了腰,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子刻的。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,没保住,他是他爹一手拉扯大的。他二十三岁那年,他爹得了脑梗,半边身子不能动了,躺在炕上,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。赵平伺候了三个月,把家里仅有的几亩地卖了,凑了钱给他爹看病,可最后人还是没留住。

他爹走的那天晚上,赵平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,抽了一整夜的烟。天快亮的时候,他把院门锁了,背着一个蛇皮袋,走上了村口那条土路。他没回头,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。

那一年是二零一六年,赵平二十三岁。

他先是去了省城,在建筑工地上搬砖、和水泥、扛钢筋,干了两年,攒了点钱,又被包工头卷跑了。后来他听老乡说清水镇这边活多,就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,到了这个离老家两千多里的南方小镇。他记得自己到清水镇的那天是个大晴天,太阳明晃晃的,照得人睁不开眼。他站在汽车站门口,看着来来往往的人,觉得自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河里,瞬间就被淹没了。

他在清水镇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饭馆里洗碗,一个月一千二,包吃住。老板姓姜,叫姜大年,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,脸上的肉耷拉着,像一只沙皮狗。姜大年对他倒是还不错,管他吃管他住,就是脾气暴躁,动不动就骂人。赵平在她那儿干了大半年,有一天晚上,饭馆快打烊的时候,来了几个喝酒的客人,喝到凌晨一点多才走。赵平收拾完碗筷,正准备回宿舍,姜大年突然叫住他,塞给他一个信封,说:“小赵,你这大半年干得不错,这是你的工资,你拿着,明天不用来了。”

赵平愣住了:“为啥?”

姜大年叹了口气:“饭馆要关门了,我赔了十几万了,撑不下去了。你年轻,别在这耗着,出去找找别的活吧。”

赵平打开信封,里面是厚厚一沓钱,数了数,八千块。这比他的工资多出了不少。他把钱抽出来一半,剩下的又塞回信封,递给姜大年:“姜姨,这太多了,我拿这些就够了。”

姜大年眼圈红了,推了回去:“拿着吧,你在这干了这么久,我没亏待过你吧?这钱你拿着,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

赵平最终还是没拿那多出来的钱。他把信封搁在收银台上,说了声“姜姨保重”,就转身走了。走出饭馆门口,夜风一吹,他才发现自己眼眶是湿的。他使劲眨了眨眼,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,大步走进了夜色里。

从姜大年的饭馆出来后,赵平就开始了他的临时工生涯。方胖子的货运公司是他干得最长的一份活,断断续续干了七八年。中间他也换过别的活,在工地上搬过砖,在码头上扛过包,在菜市场里卸过菜,在超市里理过货,在快递公司分拣过包裹。可不管换什么活,都是临时工,都是干一天算一天的钱,没有社保,没有医保,没有劳动合同,没有任何保障。活多的时候,一天能挣两百来块;活少的时候,连着好几天都没活,就只能啃馒头就咸菜,一天只吃一顿饭。

赵平有时候会想,这世上的人,大概也是分种类的。有的人一出生就站在山顶上,比如方胖子的儿子,在省城念贵族学校,一年学费好几万;有的人一出生就掉在山沟里,比如他自己,拼了命地往上爬,爬了半辈子,也不过是从沟底爬到了沟沿上,往下一看,还是深不见底的深渊。

可这话又不能跟别人说。说了别人会觉得你怨天尤人,觉得你不够努力。赵平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,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,什么脏活累活都干,从不挑三拣四,也从不在背后嚼人舌根。可努力有用吗?努力了七八年,他的全部家当还是那间漏雨的棚子、一张木板床、一个旧衣柜,和枕头底下那个装满钢镚儿和毛票的小铁盒。

有时候他也会想,要不要回老家去?可这个念头一冒出来,他就自己把它掐灭了。回老家干什么?老家的房子早就塌了,地也卖了,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村里的人他大多不认识了,年轻人都出来了,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,整个村子空荡荡的,像一座坟墓。

他也想过要不要去别的地方闯闯,比如去深圳、去广州,听说那边工厂多,活好找,工资也比这边高。可他算了算路费,又算了算到了那边初期的生活费,觉得风险太大。他现在的状况是,一个月不干活,就要饿肚子。他没有积蓄,没有退路,他就像走在钢丝上的人,每一步都要走得稳稳的,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,摔得粉身碎骨。

那天晚上,赵平躺在床上,把枕头底下的小铁盒拿出来,把里头的钱全部倒在床上一张一张地数。一块的、五块的、十块的,钢镚儿哗啦啦地响。他数了两遍,总共是三百四十七块六毛钱。

三百四十七块六毛。

这是他全部的积蓄。

赵平盯着那些钱看了好一会儿,然后慢慢地、一张一张地放回铁盒里。他盖上盖子,把铁盒塞回枕头底下,翻了个身,面对着斑驳的墙壁,闭上了眼睛。

塑料布上的雨滴啪嗒啪嗒地响着,像有人在头顶上敲木鱼。他听着那个声音,慢慢地,慢慢地,沉入了黑暗里。

第二天,方胖子又给赵平打来电话,说南边乡镇有个客户要送一批饲料,还是装车卸车的活,给一百块钱。赵平没多想就答应了。他现在不敢挑活,也不敢歇着,一天不干活,他的三百四十七块六毛钱就要少掉一大块,那感觉就像被人从身上剜肉一样疼。

这次的活比昨天轻松一些,饲料一袋四十斤,总共十吨,五百袋。赵平一个人干,从早上八点干到中午十二点,干完了,方胖子给了一百块钱,外加一顿午饭——一盒米饭配一份炒白菜,菜里连片肉都没有。

赵平蹲在货车旁边的阴凉处吃饭,用一次性筷子扒拉着米饭,嚼得咯吱咯吱响。白菜炒得太老了,又咸又苦,可他顾不上这些,三口两口就把饭吃完了,连菜汤都喝得干干净净。

吃完饭,他在路边的花坛沿上坐了一会儿,点了根烟。正午的太阳终于从云层里露了一点头,但光很弱,像隔了一层毛玻璃,照在身上没什么温度。路上人不多,偶尔有一辆电动车嗖地一下开过去,留下一串铃铛声。

赵平正抽着烟,手机响了。是一个陌生号码,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了。

“喂,请问是赵平赵师傅吗?”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,说话文绉绉的,像是有文化的人。

“我是,你哪位?”

“我是清水镇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,姓林,林小禾。我们在做辖区灵活就业人员的摸底登记工作,请问您方便来所里一趟吗?我们需要您提供一些基本信息。”

赵平愣了一下:“什么灵活就业?”

“就是像您这样的临时工、零工、自由职业者,都在我们登记范围内。主要是了解一下大家的基本情况,看看有没有需要帮扶的。您别担心,就是登记一下,很快的。”

赵平想了想,说:“行,那我明天去。”

“好的,我们所里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都有人,您随时来就行。对了,请带上您的身份证。”

挂了电话,赵平把手机揣回兜里,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。帮扶?他活了三十四年,从来没见过什么帮扶。他知道这又是上面搞的形式,下面的人凑个数字报上去就完事了,真要有帮扶,那也得是八字没一撇的事。不过他也没多想,去就去呗,反正也没啥损失。

第二天上午,赵平特意换了件干净衣服,又用毛巾擦了把脸,去了清水镇劳动保障所。所里在镇政府大院的二楼,一间不大的办公室,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,写着“劳动保障所”五个字,下面还有一行小字:“就业服务、社保登记、劳动监察”。

推门进去,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,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,头发稀疏,戴一副金丝眼镜,正低着头看手机;另一个是个年轻姑娘,二十五六岁的样子,扎着一条马尾辫,穿着一件白衬衫,脸圆圆的,眼睛很大,看着挺和气的。

“你好,请问找谁?”年轻姑娘抬起头来,笑着问。

“我找林小禾,她昨天打电话让我来的。”

“我就是林小禾,您就是赵师傅吧?”姑娘站起来,拉了把椅子过来,“请坐,请坐。”

赵平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,椅子是塑料的,坐上去嘎吱一声。他注意到林小禾的桌子上堆满了文件,旁边还有一台老旧的电脑,屏幕上开着Excel表格,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他眼晕。

林小禾从一个文件夹里抽出一张表格,拿了一支笔,笑着问:“赵师傅,我先跟您核对一下基本信息。您的全名是赵平,对吧?”

“对。”

“身份证号码麻烦报一下?”

赵平从裤兜里摸出身份证,递给她。林小禾接过去看了看,照着念了一遍,然后在表格上填了几个空。

“您是哪里人?”

“李家沟的。”

“李家沟?在哪个省?”

“远着呢,西北那边,说了你也不知道。”

林小禾笑了笑,没有追问,继续往下问:“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?”

“临时工,装卸货的。”

“在哪个单位?”

“没有单位,跟着方记货运的方老板干,有活就去,没活就歇着。”

“那您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?”

赵平想了想:“不一定,活多的时候两三千,活少的时候一千出头。”

林小禾在表格上写了几笔,又问:“那您有社保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医保呢?”

“没有。”

林小禾停了笔,抬头看了他一眼,眼神里有一种赵平说不清的东西,像是同情,又像是无奈。她顿了一下,又问:“那您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稳定的工作?就是那种签合同、交社保的正式工作?”

赵平苦笑了一下:“我这样的人,谁会要我?我初中都没毕业,没技术没文凭,正式工都要年轻的有学历的,我三十四了,哪个单位肯要我?”

林小禾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又咽了回去。她在表格上又写了几个字,然后放下笔,认真地看了看赵平,说:“赵师傅,我跟您说实话吧。我们这次摸底登记,主要是为了统计全镇灵活就业人员的数量和状况,下一步可能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帮扶政策,比如技能培训、就业推荐之类的。您的情况我记下来了,回头如果有合适的岗位或者培训信息,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。”

赵平知道这是场面话,但还是点了点头:“行,那麻烦你了。”

“不麻烦,这是我的工作。”林小禾把表格收好,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,“这是我的名片,上面有我的电话,您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随时可以联系我。”

赵平接过名片,上面印着“清水镇劳动保障所 林小禾”一行字,还有一个手机号码和座机号码。他把名片揣进兜里,站起来说了声谢谢,转身要走。

“赵师傅,”林小禾又叫住了他,犹豫了一下,说,“您一个人在外面,要保重身体。装卸货是体力活,腰啊膝盖啊都要注意,别落下一身毛病。”

赵平愣了一下,回过头看她。林小禾的眼睛很亮,像两颗黑葡萄,里头有一种真诚的光,不像是客套。他笑了笑,说:“知道了,谢谢林姑娘。”

出了镇政府大院,赵平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点了根烟。秋天的风吹过来,带着一股桂花香,甜丝丝的。他深吸了一口,那香气混着烟味钻进肺里,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林小禾最后那句话,像一根针一样扎在他心上。保重身体,别落下一身毛病。这话他听过无数次,但从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姑娘嘴里说出来,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他想起了他爹,想起了姜大年,想起了那些在工地上、在码头上、在货运站里认识又走散的人,想起了这七八年里在他生命中短暂停留过的每一张面孔。

他们都是临时工,做人也是临时的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,像水一样从指缝里流走,抓不住,也留不下。

赵平还是每天早出晚归,有活就干,没活就歇着。方胖子还是那个价,一吨货几块钱,不多不少,正好卡在你觉得不划算但又不至于不干的线上。梧桐巷还是那条梧桐巷,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,石棉瓦屋顶还是逢雨必漏,塑料布上的雨滴还是啪嗒啪嗒地响。

一切都没有变,一切又都在悄悄地变着。

比如赵平发现自己的腰越来越不行了。以前扛两百袋化肥腰才会酸,现在扛到一百袋就开始疼了,那种疼不是表面的疼,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疼,像有无数根针在扎,又像有人拿一把钝刀在慢慢地锯。他有时候半夜会被疼醒,翻个身都费劲,得用手撑着床板,一点一点地挪。

比如他发现自己开始失眠了。以前累了一天,倒头就能睡着,现在躺在床上,脑子里像有一群蜜蜂在嗡嗡嗡地叫,各种念头飞来飞去,停不下来。他会想自己这辈子到底干了些什么,会想如果当初没从老家出来会怎样,会想如果有一天干不动了该怎么办。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,像水里的气泡,摁下去一个,又浮上来一个,永远摁不完。

比如他发现自己开始害怕了。以前他天不怕地不怕,觉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,大不了就是一死,死了拉倒。可渐渐地,他开始害怕生病,害怕受伤,害怕有一天突然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,那些跟他一样的临时工,今天还好好的,明天就突然倒下了,然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再也没有消息。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,也没人关心他们去了哪里。

十月底的时候,方胖子接了一个大活,镇上一个在建小区要运一批建筑材料,水泥、沙子、砖头,加起来好几十吨,要连干好几天。方胖子把这活包给了赵平,说干完这一票,给他八百块钱。

八百块钱,听起来不少,可赵平算了算,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,连干五天,合下来一个小时不到十五块钱。但他还是接了,因为他已经连着三天没活了,兜里的钱快见底了。

那个小区在清水镇东边,叫“翡翠湾”,名字起得洋气,其实就是个普通商品房楼盘,七八栋楼挤在一起,绿化带窄得跟裤腰带似的。工地上灰尘满天,挖掘机轰隆隆地响,塔吊伸着长长的脖子,把一捆捆钢筋吊到楼顶上去。

赵平的工作是把运来的水泥、沙子、砖头从货车上卸下来,码到指定位置。这活比卸化肥累多了,一袋水泥一百斤,一袋沙子也是一百斤,砖头更重,一摞就是好几十斤。赵平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七点,除了中午吃饭的半个小时,一刻不停地干,干到第三天的时候,他的腰就撑不住了。

那天下午,他正弯着腰搬一摞砖头,突然觉得腰里咔嚓一声,像什么东西断了似的,紧接着一阵剧痛从腰眼蹿上来,疼得他眼前一黑,差点栽倒在地上。他咬着牙把砖头放下,扶着墙慢慢蹲下来,额头上冷汗直冒。

“赵哥,你咋了?”旁边一个年轻工友看见了,跑过来问。

赵平摆了摆手,说不出话来。那阵疼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上来,他感觉自己的腰已经不是自己的了,像被人拿走了,换了一根烧红的铁棍塞进去。

“是不是腰闪了?我扶你去那边坐会儿。”年轻工友架着他的胳膊,把他扶到一堆钢筋旁边的空地上坐下来。

赵平坐在那里,弯着腰,双手撑着膝盖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,滴在地上,把灰尘打湿了一个个小坑。

“要不要叫救护车?”年轻工友问。

赵平摇了摇头。叫救护车?那得多少钱?他兜里统共不到两百块钱,还不够救护车的起步费。

“那我去给你买瓶红花油,你回去擦擦,歇两天就好了。”年轻工友说着,跑出去了。

赵平一个人在工地上坐着,周围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响,工人们还在来来回回地干活,没有人注意到他。他觉得自己就像工地上的一块砖头,被人搬来搬去,搬到最后,破了个角,裂了个缝,就随手扔在一边了。没人会捡起来看看它还能不能用,更没人会把它修一修,因为它太便宜了,买一块新的比修它划算多了。

年轻工友买了一瓶红花油回来,塞在他手里,说:“赵哥,你今天别干了,回去歇着吧。方胖子那边我去跟他说。”

赵平点了点头,慢慢地站起来,腰还是疼得厉害,但比刚才好一些了。他一手撑着腰,一手拿着红花油,一瘸一拐地走出工地,走到路上,拦了一辆摩的,回了梧桐巷。

那天晚上,赵平趴在床上,把红花油倒在手心里,使劲搓热了,按在腰上。红花油的味道辣得呛人,整个棚子里都是那股味儿。他一边按一边龇牙咧嘴地吸气,按了十几分钟,腰上的疼痛稍微缓解了一些,但还是酸胀得厉害。

他趴在床上,脸埋在枕头里,一动不动。头顶上的塑料布还在啪嗒啪嗒地响,今天的雨不大,滴滴答答的,像有人在轻声细语地说话。

赵平突然想哭。

他不知道为什么想哭,他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,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,沉甸甸的,喘不过气来。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哭过了,上次哭还是他爹走的那天晚上,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,把脸埋在手掌心里,无声地哭了一场。那之后,他就再也没有哭过。他觉得哭没有用,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哭完了还得干活,还得吃饭,还得活着。

可是今天,他趴在床上,听着头顶上啪嗒啪嗒的雨声,突然觉得好累,好累好累。不是身体的累,是心里的累,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累,怎么歇都歇不过来。

他把脸埋在枕头里,肩膀一耸一耸的,无声地流了好一会儿的眼泪。

后来他哭累了,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梦里他回到了李家沟,黄土梁子上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,他爹蹲在地头抽旱烟,烟锅子里的火星一闪一闪的。他想叫他爹,可张了张嘴,发不出声音来。他爹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,笑了笑,脸上的皱纹像黄土高原上的沟壑,深深浅浅的,然后他爹就转过身去,一步一步地走远了,越走越远,最后变成了黄土梁子上的一个小黑点,消失在天边。

赵平从梦中惊醒,天已经蒙蒙亮了。他伸手摸了摸枕头,湿了一大片。他愣了一会儿,慢慢地坐起来,腰还是疼,但比昨晚好多了。他活动了一下胳膊腿,穿上衣服,出门了。

他得去干活。

方胖子听说赵平腰闪了,倒是难得地大方了一回,让他歇了两天,还给了他两百块钱,说是“工伤补贴”。赵平知道这不是方胖子良心发现,而是怕他腰坏了以后没人给他干活了。像赵平这样听话的、不计较价钱的、随叫随到的装卸工,清水镇上还真不好找第二个。

歇了两天,腰不那么疼了,赵平又去翡翠湾工地上继续干活。方胖子把剩下两天的活给他减了一半,说干完就行,还是给八百块钱。赵平没说什么,默默地干完了。

干完翡翠湾的活,赵平拿到八百块钱,先去顾有福的早点摊上好好吃了一顿,豆浆要了两碗,油条要了四根,吃得肚子圆滚滚的,然后又去菜市场买了两斤猪肉、一把青菜、一块豆腐,打算晚上好好做顿饭吃。

他平时很少做饭,一来是棚子里连个灶台都没有,只有一个电磁炉,炒菜费劲;二来是一个人吃饭,做多了吃不完,做少了不值当。但今天他想犒劳犒劳自己,腰疼了这几天,吃了几天的馒头咸菜,嘴里都快淡出鸟来了。

晚上,赵平在棚子门口支起电磁炉,把猪肉切成片,青菜洗干净,豆腐切成块,锅里的油热了,把肉片倒进去,刺啦一声,油烟冒起来,香味一下子就散开了。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闻到香味,都探头看了一眼,有人笑着说:“赵万能,今天过年啊?”赵平也笑,说:“天天过年,天天过年。”

他炒了一个回锅肉,一个青菜豆腐汤,米饭蒸了一大碗,一个人坐在折叠桌前,慢慢地吃着。回锅肉炒得焦黄,肥而不腻,青菜豆腐汤清淡爽口,他吃得津津有味,连盘子底的油都用米饭蘸着吃干净了。

吃完饭,他把碗筷洗了,点了根烟,坐在门口的石阶上,看着巷子里的夜色。老槐树的枝叶在夜风中沙沙地响,像在说什么悄悄话。路灯昏黄,把树影拉得长长的,投在地上,像一幅水墨画。

巷子那头传来电视的声音,是某个家庭剧里的台词,叽叽喳喳的,听不真切。偶尔有一辆电动车从巷口经过,车灯的光柱扫过来,在墙上划出一道亮光,然后又暗下去。

赵平抽着烟,忽然想起一件事。他摸了摸裤兜,掏出那张名片来,上面印着“林小禾”三个字,和那一串电话号码。他把名片翻过来看了看,背面什么也没印,空白一片。

他在想,要不要给林小禾打个电话?不是为了什么帮扶政策,就是突然想跟人说说话。他在这清水镇上七八年了,认识的人不少,可真能说上几句话的,一个都没有。方胖子是他的老板,马跃进是他的工友,顾有福是早点摊的老板,李翠花是对门的邻居,这些人都是点头之交,见了面说几句客套话,转身就各忙各的了,谁也不会真的走进谁的生活里去。

可是林小禾不一样。林小禾跟他素不相识,却会在登记完之后嘱咐他保重身体,别落下一身毛病。那句话像一颗种子,落在他心里,慢慢地发了芽,长出了细细的根须,扎进他心里的某个角落,拔不出来了。

赵平把名片揣回兜里,又抽了一口烟。烟雾在夜色中袅袅地散开,像一缕若有若无的叹息。

他想,算了吧。人家是政府的工作人员,跟他这样的临时工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他打电话过去,人家还以为他要干什么呢,多尴尬。

他把烟头掐灭了,站起来,转身进了棚子,关上了门。

十一月中旬的时候,赵平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。

那天他正在方胖子店里等活,方胖子说下午可能有一批货要送,让他先等着。他坐在门口的塑料凳子上打盹,手机响了,拿起来一看,是林小禾的号码。

“赵师傅,您好,我是林小禾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还是一样文绉绉的,但多了一点热情,“上次跟您说过,有合适的岗位我会通知您的。现在我们这边有一个机会,是镇上的一家物流公司,需要招一名仓库管理员,正式工,签合同,交五险一金,工资大概三千五到四千,包吃住。您有没有兴趣?”

赵平愣了一下,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“你说什么?正式工?五险一金?”

“对,正式工,签劳动合同,缴纳五险一金,就是养老、医疗、失业、工伤、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。工资三千五到四千,看具体岗位和绩效。您觉得怎么样?”

赵平张了张嘴,脑子里嗡嗡的,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当了七八年的临时工,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能当上正式工。正式工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他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,有社保,有医保,生病了能去医院看,老了能领养老金,不用再像现在这样,一天不干活就一天没钱,病了就硬扛着,扛不过去就等死。

“赵师傅?您在听吗?”林小禾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

“在,在听,”赵平回过神来,声音有点发抖,“林姑娘,你说的这个……是真的吗?”

“当然是真的,我怎么会骗您呢?”林小禾笑了,声音脆生生的,“这家物流公司是今年刚成立的,主要做乡镇快递配送的,仓库在镇西边那个工业区里。他们老板跟我认识,说想招一个靠谱的仓库管理员,我就想到了您。您干活踏实,能吃苦,这个岗位很适合您。”

赵平的手在发抖,他使劲攥着手机,生怕它掉下去。“可是……可是我没干过仓库管理员啊,我怕干不好。”

“这个您不用担心,仓库管理员的活不难,就是收货、发货、盘点库存这些,学一学就会了。而且他们老板说了,会安排老员工带您,不会让您一个人上手的。”

赵平沉默了一会儿,声音低了下去:“林姑娘,谢谢你。真的,谢谢你。”

林小禾在那头顿了一下,声音也轻了:“赵师傅,您别这么说。这是我的工作,应该的。那您要不要来面试一下?就这两天,您方便的时候过来,我陪您一起去。”

“好,好,我去,我去。”赵平连说了几个好,声音有点哽咽。

挂了电话,赵平坐在塑料凳子上,半天没动弹。方胖子从店里探出头来,看了他一眼,问:“老赵,谁的电话?脸咋红了?”

赵平没理他,站起来,走到门口,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秋天的空气清冽而干燥,带着一股桂花的甜香和尾气的焦味,可他一点都不觉得难闻,他只觉得每一口都甜丝丝的,像喝了蜜一样。

他想告诉全世界,他赵平,一个干了七八年临时工的穷光蛋,马上就要当正式工了!可他张了张嘴,又闭上了。他怕自己是在做梦,怕一说出来梦就醒了。

他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,疼得龇了牙。不是梦,是真的。

第二天一早,赵平特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——那件他平时舍不得穿的蓝色夹克,一条深色裤子,一双黑布鞋。他在水龙头前洗了三遍脸,把头发也洗了,用梳子使劲往后梳了梳,又对着水龙头上的反光铁片照了照,觉得勉强能见人了。

他先去了劳动保障所,林小禾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她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外套,头发披散着,比上次见面时显得年轻了好几岁。

“赵师傅,您今天看起来真精神。”林小禾笑着说。

赵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搓了搓手:“平时不这样,今天是……特殊日子。”

林小禾带他去了镇西边的工业区。工业区在清水镇的边缘,一大片灰扑扑的厂房和仓库,路上跑的都是大货车,扬起的灰尘能把人呛个跟头。物流公司在工业区的深处,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,院子里停着几辆厢式货车,仓库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包裹。

老板姓周,叫周德茂,四十来岁,瘦高个儿,戴一副黑框眼镜,说话斯斯文文的,像个教书先生。他把赵平带到办公室里,倒了杯茶,问了几个问题,比如以前干过什么、会不会用电脑、对工资待遇有什么要求之类的。

赵平老老实实地回答了,不会用电脑,但愿意学;工资没要求,给多少都行;以前干过装卸货,对仓库里的活不陌生。

周德茂听完,点了点头,说:“行,那就试试吧。试用期一个月,工资三千二,转正后三千八,包吃住,五险一金从试用期就开始交。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?”

赵平愣住了。他以为还要面试好几轮,还要考试,还要等通知,没想到就这么简单,三言两语就说定了。

“我……我随时都可以。”赵平说。

“那就明天吧。明天早上八点,你直接来仓库报到,找仓库主管老刘,他会安排你的工作。”

赵平从物流公司出来的时候,腿是软的。他走到工业区的路边,蹲下来,把脸埋在手心里,肩膀一抖一抖的。林小禾跟在他后面,以为他哭了,连忙走过去,蹲下来轻声问:“赵师傅,您怎么了?是不是哪里不舒服?”

赵平抬起头来,眼睛红红的,但没哭。他看着林小禾,咧开嘴笑了,笑得像个孩子:“林姑娘,我没事,我就是……我就是太高兴了。谢谢你,真的谢谢你。”

林小禾看着他,眼圈也红了。她笑了笑,站起来,拍了拍裙子上的灰:“赵师傅,您别谢我,这是您自己挣来的。您干活踏实,为人本分,人家周老板愿意用您,是看中了您的品性。我就是搭了根线,线搭好了,还得您自己走过去。”

赵平站起来,使劲点了点头。

那天晚上,赵平回到梧桐巷,破天荒地买了一瓶白酒、一碟花生米、半只烧鸡,坐在棚子门口的石阶上,自斟自饮。酒是便宜的散装白酒,三块钱一两,辣得嗓子疼,可他觉得好喝极了,每一口都甜丝丝的。

他喝了两杯,脸就红了,热乎乎的,像冬天里烤着火。他抬头看了看天,天是深蓝色的,星星一颗一颗地亮着,像撒了一把碎银子。老槐树的枝叶在夜风中沙沙地响,像是在给他鼓掌。

他端起酒杯,对着那棵老槐树说:“老槐树啊老槐树,你在这站了多少年了?一百年?两百年?你见过多少人来了又走了,走了又来了?你见过谁像我这样,混了七八年,终于混出头了?”

老槐树不说话,只是沙沙地响着。

赵平自己笑了,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,辣得直咳嗽。他咳了好一会儿,咳得眼泪都出来了,可他还是在笑,笑得嘴巴咧到耳朵根。

他拿出手机,想给谁打个电话,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。他翻了翻通讯录,从头翻到尾,又从尾翻到头,发现手机里存了一百多个号码,可真要打电话的时候,却不知道打给谁。

方胖子?算了,他知道了肯定不高兴,少了一个廉价的装卸工,他的成本就要上涨了。

马跃进?算了,人家有自己的日子要过,没工夫听他说这些。

顾有福?算了,明天去他摊上吃早饭的时候再说吧。

李翠花?算了,这个女人嘴太快,告诉她等于告诉了全巷子的人,明天整个梧桐巷就都知道了,他还想过几天清净日子呢。

赵平把手机放下了,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。他突然觉得有点孤独,那种孤独不是因为没人分享喜悦,而是因为喜悦来得太突然,他还没做好准备,还没想好怎么面对这个新的身份。

他从一个临时工,变成了一个正式工。

他从一个没有社保、没有医保、没有任何保障的人,变成了一个有五险一金、有固定工资、有宿舍、有食堂的人。

他从一个随时可能被淘汰、被遗忘、被丢弃的人,变成了一个被需要、被认可、被接纳的人。

这一切,就像一场梦。

可他知道这不是梦,因为他掐了自己一下,疼。

第二天早上,赵平七点不到就起来了。他把棚子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,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,把折叠桌上的东西都归置整齐了,又把地上的积水拖干净了。他在这个棚子里住了七八年,今天要走了,他得走得体体面面的。

他把那个小铁盒从枕头底下拿出来,打开来,把里面的钱倒出来数了数,六百二十三块四毛。他把钱揣进内衣口袋里,把小铁盒放在桌上,想了想,又拿起来,揣进了兜里。

他要走了,这间棚子很快就会住进另一个人,跟他一样的临时工,跟他一样在清水镇上漂泊的人。那个人会在这张木板床上睡觉,会听头顶上塑料布的雨声,会用那个水龙头接水喝,会在这个折叠桌上吃饭。然后有一天,那个人也会走,也会有另一个人住进来。

临时工走了,临时的人住了进来。

赵平站在棚子门口,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住了七八年的地方。墙皮斑驳,石棉瓦屋顶上长了一层青苔,门框歪歪斜斜的,锁都锁不严实。可就是在这么一个破地方,他度过了七八年的时光,从二十三岁到三十四岁,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腰肌劳损的中年人。

他转过身,锁上门,把钥匙放在门槛下面——这是规矩,走的时候要把钥匙留给下一个住的人。

出了梧桐巷,他在顾有福的早点摊上吃了最后一顿早饭。顾有福听说他要走了,去物流公司当仓库管理员,眼睛瞪得像铜铃,嘴里念叨了好几遍:“真的假的?方胖子肯放你走?”

赵平笑了笑,没回答。他把豆浆喝完了,把油条吃完了,站起来,从兜里掏出五块钱放在桌上。

“顾叔,以后可能不常来了,您保重。”

顾有福愣了一下,然后使劲点了点头,眼眶有点红:“你也保重,好好干,别给咱梧桐巷丢人。”

赵平笑了笑,转身走了。

从梧桐巷到工业区,要走四十分钟。赵平没坐车,他想走着去,用这四十分钟的时间,跟这个他生活了七八年的小镇告个别。

他走过建设路,街上还是那么热闹,喇叭声、吆喝声、说笑声混在一起,热腾腾地往上冒。他走过“方记货运”的门口,卷帘门还没拉开,方胖子应该还没来上班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看了看那块白底红字的招牌,霓虹灯管在晨光中暗淡无光,但到了晚上,它还会亮起来,还会整条街上最扎眼。

他走过化肥厂,仓库里飘出来的氨水味还是那么刺鼻,叉车的声音轰隆隆的,老钱应该已经在里面了,拿着那沓厚厚的出库单,扯着嗓子喊:“二十吨,高氮复合肥,码垛在南边库!”

他走过翡翠湾工地,塔吊还在转,挖掘机还在响,工人们还在来来回回地干活。他看见了那个给他买红花油的年轻工友,那小伙子正蹲在地上吃盒饭,看见他,冲他挥了挥手。

他走过劳动保障所,二楼的窗户开着,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,像一面旗帜。他想起林小禾的脸,想起她说话时认真的样子,想起她嘱咐他保重身体时那双亮晶晶的眼睛。

他走到工业区的时候,八点还差五分钟。物流公司的院子门开着,他走进去,仓库里已经有了动静,有人在开叉车,有人在搬货,有人在打电话。

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从仓库里走出来,穿着一件灰色工作服,胸前别着一个工作牌,上面写着“刘德胜 仓库主管”。他看见赵平,上下打量了一眼,问:“你是新来的?”

赵平点了点头:“刘主管好,我是赵平。”

“老周跟我说了,说你干活踏实。”刘德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表格递给他,“先把这张表填了,然后我带你去领工作服。仓库管理员的活不复杂,你跟我学几天就会了。”

赵平接过表格,低头看了看。表格上印着“员工信息登记表”几个字,下面是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联系电话、紧急联系人等等。

他拿起笔,一笔一划地填了起来。他的字写得不好看,歪歪扭扭的,可他写得很认真,每一笔都写得稳稳当当的,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。

填到“紧急联系人”那一栏的时候,他停了一下。他想了一会儿,在空格里写了两个字:林小禾。

然后他写下她的手机号码,那是他背下来的,从收到那张名片的第一天就背下来了。

他把表格递给刘德胜,刘德胜看了一眼,点了点头,说:“走,跟我去领工作服。”

赵平跟着他走进仓库,仓库里很宽敞,货架一排一排地排列着,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。阳光从高高的窗户里照进来,光束里飞舞着细细的灰尘,像无数颗金色的星星。

他站在仓库中央,环顾四周,忽然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、那么明亮、那么有希望。

他想,他终于不再是临时工了。

他站在这里,穿着工作服,戴着工作牌,有自己的工位,有固定的工资,有社保,有医保,有五险一金。

他是正式工了。

可是,他转念一想,正式工又怎么样呢?他签了劳动合同,合同上写着三年。三年之后呢?续签还是不续签?续签了之后呢?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,总有一天他会老,会干不动,会被替代,会被忘记。

就像老槐树旁边的那间棚子,他住了七八年,走了,又会有另一个人住进来。这个物流公司的仓库管理员,他干了三年,走了,也会有人来接替他。

这世上,哪有什么正式工呢?

大家都是临时的。

不过是临时的时间长一点,短一点罢了。

赵平想到这里,忽然笑了。他笑得很轻,嘴角微微上扬,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芒,像是明白了什么,又像是放下了什么。

刘德胜从货架后面探出头来,问他:“你笑啥?”

赵平摇了摇头,说:“没啥,就是觉得……这仓库挺亮的。”

刘德胜抬头看了看窗户,阳光正好从云层后面钻出来,亮晃晃的,照得整个仓库都暖洋洋的。他点了点头,说:“是啊,今天天气好。”

赵平把工作服穿上了,深蓝色的,胸口绣着物流公司的标志,一只展翅飞翔的鹰。他拉了拉衣角,正了正帽子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刘主管,我从哪开始?”他问。

刘德胜指了指靠墙的一堆货物:“先把这些货按编号上架,上完了我教你用系统。”

赵平点了点头,弯下腰,抱起一箱货,朝货架走去。

他的腰还有点疼,走路的时候得微微侧着身子,可他的步子迈得很稳,很踏实,一步一步的,像是一个终于找到了方向的人。

窗外,秋天的阳光把整个工业区镀上了一层金,光灿灿的,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
梧桐巷里,老槐树的叶子正在一片一片地落下来,金黄金黄的,铺了一地,像是给那条窄窄的巷子铺了一层地毯。

方胖子坐在“方记货运”的办公室里,翘着二郎腿,打着电话,嘴里叼着烟,烟雾在屋子里缭绕不散。

林小禾在劳动保障所的办公室里,正对着一台电脑打表格,桌角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茶,茶叶在杯底沉沉浮浮。

顾有福在早点摊上炸油条,油锅里的油咕嘟咕嘟地冒着泡,油条在油里翻滚着,慢慢地变成金黄色。

那个胳膊上纹了龙的年轻人在化肥厂的仓库里扛化肥,一袋一袋地扛着,额头上的汗水一颗一颗地往下掉。

翡翠湾的工地上,塔吊还在转,挖掘机还在响,工人们还在来来回回地干活。

一切都在继续。

所有的人,都在自己的位置上,做着自己的事,过着自己的日子。

赵平把最后一箱货码上货架,直起腰来,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。他看了看仓库里整整齐齐的货架,又看了看窗外的阳光,嘴角又浮起了那个若有若无的微笑。

他想,管它呢。管它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,干一天就好好干一天,活一天就好好活一天。

就像那棵老槐树,它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倒下,会腐烂,会变成泥土,可它还是站在那儿,一年一年地发芽,一年一年地落叶,一年一年地活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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